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的实践新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在经过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不仅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开显其时代价值的迫切要求,也是以文化之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应然之选。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思想政治教育在涵养家国情怀、塑造健全人格、提升品格素养、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内在逻辑交集,结合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要求以及教育对象的文化需求,我们要回答好融入什么、谁来融入、怎么融入等问题,探寻具有原则高度的融入实践路径,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式提升。
一、系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既需要用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资源存量,又需要扩充其教育资源增量。为此,应树立“靶向”思维,找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育人目标、内容表达、价值塑造、方法呈现等方面的契合点,系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这需要立足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 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样态,进而将时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回答好以什么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

(一)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基本遵循
系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核心要务是经典文本的诠释范式选择和时代价值转化。立足新时代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结合新征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设定,释读经典的依据和文本意蕴的阐发应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坚持系统观念,深化学理阐析。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生活实践孕育生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氤氲化生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理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这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切口。基于此,要精准找到对接点,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民主精神、道德素养等精华要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面向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需求开展深入的经典阅读、理论探究和学理阐释,不断扩展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深度和广度。
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想追求、思想观念、使命意识等方面彼此契合、相互成就,二者的有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2]。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引下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价值目标,能够有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培养民族精神、传统美德和文化自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思政伟力”。只有站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系统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内涵,在“明体致用”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文化认知和文化实践上的知行合一,促使教育对象建立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宏观认识和整体概览,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坚定文化自主和文化自信,避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碎片化”“片面化”“机械化”等问题。
(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关键路径
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润泽核心价值观、涵养个体德性养成等教育功能,需要在现代性启蒙的介入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文化再生产角度讲,只有坚守马克思主义实践立场,敬重由生活实践创生的文化生命连续性,理性辨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在此基础上吸取跨越历史时空而赓续的鲜活元素,并将其及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从潜在静态的育人资源转化为现实动态的育人成效,才能真正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基因”[3]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4]的深刻蕴涵。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视角来看,尽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生成与实现进路是多元的,但培塑并践行主流价值观是其核心指向。为满足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
这要求我们在系统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过程中,牢牢结合国家发展战略、教育重点任务这一关键点,在回应时代问题、解决中国命题的实践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走深走实。当前,要着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等教育素材,在唯物史观和集体主义的语境中重释民本、和合、大同、诚信、仁爱、正义等思想理念的当代内涵,在现代伦理框架中阐发因材施教、习行践履、上行下效、省察克制、君子慎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中关于格物致知、修己达人的知行方法,着眼生活实践和本土经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理实一体、知行合一的资源体系。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关涉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需要将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创新方法加以统筹协同,以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景式认知,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挖掘视野,系统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和方式方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当代转化。
(三)以结合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为现实依据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需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当下中国为观照,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以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拓展创新,牵引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域来看,当前中国具体实际可从两个维度理解:社会哲学维度下中国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人学维度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成长需要的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掘,首先要立基于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扎实基础。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向引导,以汇聚起亿万中华儿女的磅礴伟力,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滋养,则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义。在深度挖掘、重新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时,要结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等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格物究理方法、修齐治平理念深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针对性。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政治教育的智慧力量,还要充分考量并满足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需要。教育对象作为“现实的个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体现在如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满足其精神需求,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会恰当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为此,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应大面积、宽切口、深线条地审视和梳理现代社会中教育对象的生存境况和精神诉求。尤其是面对人工智能带来人的存在方式和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变化、部分社会群体特别是青少年存在的“躺平”“佛系”“丧”等亚文化形态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当代青年爱情观婚姻观的变化与生育率下降等新问题,需要在厘清问题类型、分析问题成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发掘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以高质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供给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助力教育对象的价值观养成。

二、持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实施者”[7],其理论水平、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交互式关系,不仅可以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注入丰厚文化资源,而且能够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提供方法 论启示。
(一)激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意识自觉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8]。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教育主体必须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和大众化传播,真爱、真学、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做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识-时-释-示”,做立德为学、知行合一的表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构成多元,在形式上主要以言近旨远的文言文呈现,这要求教育主体应在特定的语境中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真要义,从中识别出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高度相关性和契合度的原初性素材,并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语言”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语言”。
教育主体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在客观审视、理性反思和综合研判中读懂吃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学深悟透其中涵养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在此基础上,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体系和叙事形式,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释读范式”[9],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划定学科边界,以现代化的多元复合形式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范围。此外,教育主体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真、倡导善、追求美,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资源完善大众的道德观念,“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10],在知行合一中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所涵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知识到价值的重塑,在身体力行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做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榜样和示范。
(二)健全思想政治教育主责单位的培养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主责单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承担着管理和指导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引导并服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首要责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主责单位的日常事务,亦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主责单位工作成效的显性指标。思想政治教育主责单位要形成多元化、常态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与素养培训机制,多举措、全方位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自觉、文化主动和文化自信。
思想政治教育主责单位通过开展理论培训,支持教育主体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领会新发展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原则,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设计和具体方法。创设常态化的实践研修基地,使教育主体能够在历史遗迹、文明古迹、考古博物馆等积淀着不同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场景中开展现场教学,在鲜活、生动、形象的文化叙事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教育主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此外,主责单位还应顺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形态数字化的时代趋势,积极建设虚拟教研室、智慧教育共同体,推动教学方式变革和文化传播方式创新,利用新型技术手段和极具亲和力、传播性的新型传播媒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可视化展示,满足教育主体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技术需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三)加强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协同联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需要社会全体成员全过程全方位参与的系统工程。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育人机制,是持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关键举措。家庭、学校和社会在育人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运作逻辑,“家庭依靠血缘,学校依靠学缘,社会是抛开血缘、学缘之外的人际聚集方式”[11],要推动不同运作逻辑的教育场域统筹和协同,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最优效应。
从社会层面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措施,在顶层设计上为教育主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操作规范,对提升教育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起到了重要的政策性引领和制度化保障作用。
从家庭层面看,家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始发站”,以传统家庭美德为核心的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12],父母长辈在家庭中要注重以良好的家规、家训、家风等家文化熏陶和教育子女,使其能够在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引领下将礼敬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学校层面看,思政课既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在融入过程中,特别要注重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精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匹配的课程内容、案例资源和授课方式,提高思政课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果。

三、坚持分众化原则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链
学校肩负着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加强对青年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环节。在当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存在着忽略受众差异的“硬融入”、各学段衔接不紧密的“松联结”等问题,融入的针对性和层次性有待增强。融入应基于分众化原则把握不同学段教育对象的心智特点、文化需求及行为规律,在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整体性以及系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充分发挥学校课程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建构满足时代需要和育人要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链,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与精准性。
(一)发挥思政课关键课程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应“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13],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的内在关联,结合各学段思政课知识、能力和情感目标设定的不同特点,在分众化理念指导下根据各学段学生认知水平和成长规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中小学各学段。一方面,在区分教育内容层次性的同时突出侧重点。按照各学段学生认识特点,小学阶段应聚焦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和感受力的启蒙教育,中学阶段应聚焦强化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和理解力基础上的认知教育,大学阶段则应聚焦提升学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探究力的传承教育。各学段思政课都须负载一定体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并以此为依据且结合各学段的不同目标,不断丰富和优化各学段思政课教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
另一方面,积极实现各学段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有机衔接。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前后相继、螺旋递进的过程,应结合青少年各阶段的成长规律和认知状况,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思想政治教育的承上启下、有序进阶式融入。从文化角度来看,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14],因此,其自身的整体性与连续性也就决定了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重视各学段教育的系统性与衔接性。为此,要在探究各学段思政课教学规律、运行机制以及学生认知特点的基础上,解决各学段之间衔接协同的堵点和难点,借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工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体化。
(二)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与实践课程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开发应在知识教育与实践教育之间保持有机统一和动态平衡,实现以知识传授为主的理论课程和以习得行为为主的实践课程彼此支撑、相得益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15]。尽管文化在表层上体现为一种日用而不觉的感性存在,但其内核都是可分析、可言说的理性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认同和践行,不仅需要春风化雨般的感性滋养,也需要讲哲理、明道理、达事理、入情理。为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动摇知识教学和逻辑推理在课程教学中的基础地位。“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6]。文化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文化不是写在书上、画在墙上的空洞符号和单纯形式,其生命力在于实践,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为指导,引导学生广泛参加各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内化到外化的迁移。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一要坚持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内在统一。在国家层面,应注重开发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读物和基础课程;在地方层面,应开设体现区域特色的通识课程,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空间向度和地域特点;在学校层面,应基于不同学段学生的实际需要开发特色校本课程,并实现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有机融合。二要树立“大思政课”理念,创新实践教学方式方法,开发高质量的“第二课堂”“线上课堂”“虚拟课堂”,因地制宜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体验、仿真基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及实践基地所承载的丰富的人物典故、生动的表现形式和鲜活的历史形象弥补理论教学抽象化与静态化的不足,引导学生将外在的规范性教育内容内化为自身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切近感和认同感。

(三)结合专业特色分领域构建课程思政体系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不单是思政课教学的责任,也需要专业课程守好一段渠、种好一份田。当然,重视课程思政建设并非是要取代思政课的主渠道地位,而是“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7]。其中,尤其要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关课程思政体系的系统性。要结合不同课程的性质特点、育人目标以及各学段学生的文化需要,精准分析各类课程内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深入挖掘各类课程蕴藏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思政课程与通识课、专业课、实践课等课程的一体贯通。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应同向同行、同频共振。政治性是思政课的根本属性,实现两者间的良性互动,要在尊重其他课程的学科专业属性与育人目标特殊性的基础上,将坚持政治性作为根本方向、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作为最终目标,依照不同学段的课程标准和培养方案,适当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课程内容中的占比,以课程思政的育人资源充盈思政课程的教育资源,发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合力。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思政建设,“不能仅局限于校内课程,还必须要向外部拓展,即向社会拓展”[18]。要不断优化课程思政的育人形式,强化各学段校内课程与实践基地、家庭教育间的联通互动,以涵养校内各类课程思政的教学资源,增进校内课程思政的说服力,提升学生在课程思政中研习和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获得感。
四、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创新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已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重要技术因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相应的载体,如技术载体、环境载体等。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具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19],既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转化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创设了数字环境。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20],我们要顺势而为,以数字技术赋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载体创新和环境载体创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
(一)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技术载体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需要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领域和媒介载体,以数字技术为依托构建“新媒介+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形式,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载体。融入可以发挥数字技术存储、丰富呈现、高效共享、即时反馈的技能优势,进而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载体创新。
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资源存储。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和“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21]。数字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的存储提供了技术支撑。融入要推进数字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跨领域合作,调动文化机构、文化企业、各类学校等主体参与文化数字化技术研发和应用的积极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资源建设,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资源的存储。
革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呈现方式。融入要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进行变革创新,增强其吸引力、感染力,更好地发挥其育人功能。通过艺术复原、实体复原等先进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声音、图片、动画、短视频、影视剧等现代媒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动起来、活起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视化、可感化、互动性增强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实效。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资源共享。数字技术可以协同多元主体,共同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建设,以平台形式整合学术、社会和实践等各方资源,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如通过建立数字文化博物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古籍、文物、艺术作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进行数字化资源共享,为教育对象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时空对话创造条件,通过技术加持增强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调适。数字技术可以对融入数据进行即时采集,实时呈现融入进展情况;可以在收集海量数据基础上,通过即时分析和动态交互来监测融入过程;可以依据模型对融入过程进行智能分析,通过及时反馈评价结果来促进融入过程的优化。数字化语境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要契合教育对象信息获取的内容和途径偏好,算法推荐“能够在海量网络信息中精准识别和推送网络用户所需要的信息”[22],可以发挥其技术优势,借助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利用短视频、中长视频、直播等方式推送富有创意且适合不同教育对象的内容。

(二)改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环境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特定的环境场域中展开,数字技术成为影响学生成长成才的最重要环境因素,逐渐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最直接、最便捷的载体。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载体,要搭建融入的数字化环境,健全融入的体制机制。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条件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基础。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要有适配的数字化技术支撑。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数字化技术的研发力度,通过技术创新,突破融入中的软硬件技术难题。要加大学校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立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基座,统一规划数据标准和技术架构,促进数字基础基座的共建共享。
搭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虚实融通的数字场景。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形态从过去的单质化空间拓展为线上虚拟空间和线下物理空间相融合的聚合性空间,这种新的空间形态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互联网、物联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作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景得到极大丰富。融入不再受到传统的物理时空限制,数字技术可以搭建沉浸式场景,青年学生可以在沉浸体验中感受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数字化手段,为教育对象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对象面前“会说话”“能交流”,在“虚实一体”中提升教育对象的参与感和体验感。此外,积极探索以微 信公众号、论坛等为载体,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综合信息交流平台,鼓励教育对象发表观点、分享心得,以了解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和价值取向,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健全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机制。要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理研究的基础上分类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打造类型多样、互联互通的文化资源电子数据库并建立起相应的采集、存储、传播、应用等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融入创设基本前提。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完善数字技术运用的规范制度体系,创建安全的校园文化空间,为校园文化的跨时空互动和交流提供安全稳定的技术支持,确保校园文化始终是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形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作用。
五、建立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机制
要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交融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通过深化顶层制度设计,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效评价与效果反馈机制,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化、常态化。其中,尤其要重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评价过程的持续性和评价指标的科学化。通过评价发现问题,查找差距,检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效果,注意评估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深度、践行力度以及文化素养的提升程度,通过评价引导教育对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目标,自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人格修养等内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的教育。

(一)评价主体体现多元、多向与多能
评价主体包括管理、教学、社会、宣传等,包含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向度,承担着政治定向、价值引领、规律导引等职责,通过严格界定评价主体的范围、方式和功能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23],这一重要论述集中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资源能够满足不同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在从需求主体出发反向设定评价主体基本参数的过程中,多元主体结构有助于系统全面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诉求的整体情况。评价的全面性如何有赖于评价主体符合“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24]原则的程度。通过他评和自评的结合实现自上而下的主导性和自下而上的主体性的统一,促进教学相长、管教相促。从手段意义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25]的实践途径。因此,评价主体要具备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素养,客观科学地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效果。
(二)评价指标全要素、动态化与差异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下的结果”[26]。积极构建评价-反馈机制,其目的在于检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因此,在选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评价指标时,应设计出要素齐全、动态调整、分类识别、科学定性的指标体系。根据教育对象的特征设计要素齐全的指标体系,在宏观上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软硬件设施,如虚拟网络设施、文化学习氛围、道德风尚传习等;在微观上则应包括教育对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情况,审视社会问题的大历史观视域,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担当意识等。此外,根据教育过程的动态特征,采用灵活的模块化指标体系,依据教育进度和特色分阶段分内容分领域确定指标模块,实现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分级测评和定性评价。如在确保信息隐私安全的情况下抓取教育对象的认知、情感、意志、社交、行动、学习、实践、工作等相关数据,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绘制教育对象的“思想画像”,同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和比较画像特征,实现教育评价的动态调整和持续优化。
(三)评价过程彰显教育的全生命周期性
针对教育评价过程中“既有静态的表现又有动态的趋势,既有质的规定又有量的积累,既有确定性的方面也有不可预测的因素”[27]等共性问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的具体评价中,需要综合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统计技术等辅助评价过程朝着全生命周期展开。要根据教育对象的成长成才规律,建构教育对象教育前、教育中、教育后的全过程评价机制。通过建立教育评价数据平台,在教育前端确定满足教育对象精神需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广泛收集教育对象关注关心的问题以及能反映教育对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状况的相关数据,对学情做好初步评价。在教育展开过程中,注意记录教育对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意识和理解程度,适时调整融入的内容和方法。在教育后期则要侧重剖析教育对象的认知难点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评估教育对象是否能够通过主动参与评价过程提高自身批判性反思能力,自觉发现学习问题,深化教育内容,最终形成周期性的评价报告,以此判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否达成。
(四)“评价—反馈”与时俱进并动态更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28]这不仅是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也是对思想政治工作效能的要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评价结果的反馈机制是实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关键环节。我们要客观看待融入中存在的问题,精准判别实际融入效果同预期融入目标之间的差距,把握融入的难点、痛点,动态调整融入内容、及时优化融入方法。同时,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总结融入效果评价机制的规律,根据育人目标有机调整评价机制的实现方式,利用数字技术的最新成果,为量化评价建立质性目标,为质性评价提供量化材料,充分发挥融入效果评价机制的实际功能。评价反馈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教育者根据具体要求不断细化评价指标体系,满足不同教育主体的评价需求,提高评价机制的系统化水平,实现融入过程的自我调适、自我更新。要在评价反馈的反复实践中,不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具规范化、制度化的手段,提升教育对象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更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铸魂育人目标。(选稿:梁志玲责任编辑:薛来弟)
注释: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页.
[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70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4页.
[5]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6]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7年,第93页.
[7]陈万柏、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50页.
[8]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7年,第93页.
[9]王红:《从文本释读到价值重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逻辑》,《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10]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
[11]王易:《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1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44页.
[1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
[1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8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8页.
[18]邱仁富:《"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理论阐释》,《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
[19]万光侠、焦立涛:《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向度》,《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5期.
[20][2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8-29、37页.
[22]骆郁廷、肖天乐:《算法推荐视域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10期.
[2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1页.
[24][25]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1、9页.
[26][27]沈壮海主编:《新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73、276页.
[28]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77页
来源:选自《教学与研究》2024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