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筑就之“金教材”：知识生产范式转型下数字化教材研发的原理、思路与方略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引发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开发的逻辑转向

（一）教材开发目标：“需求导向”取代“认知导向”

知识为源，教材为流，二者构成密不可分的源流关系。当知识生产模式发生变革时，教材建设在目标设定、内容编排、实践实施及效果评价等方面均会突破传统框架，实现内在逻辑的根本转向。这一转向过程，借助价值研判、内容筛选与结构重组对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并从目标、内容、实施、评价四个核心维度出发，反向推动教材完成数字化转型。

中世纪以来，“认知导向”占据知识生产的核心，高深知识的保存、传播和创新是教材设定的核心目标。随着新的知识生产主体由封闭、孤立、同质化走向开放、协同、异质性，数字化教材开发一改过去以认知为导向的知识体系，转向基于需求的多元化知识体系。数字技术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与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匹配搭建桥梁，以需求为导向、动态调适的数字化教材开发目标成为新的知识生产方向。一方面，“小科学”时代积淀的科学精神与知识追求，随着“大科学”时代知识的指数增长而土崩瓦解。知识生产的目标不再源于学者认识逻辑的深化和细化，而是随着知识生产主体异质化、生产构成多学科和生产过程的非线性，日益走向复杂化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三螺旋”理论强调知识生产的社会需求和问题导向，为缓解数字化教材开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提供契机。其一，在需求层面，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数字化教材开发中仍处于基础地位，但受“三螺旋”驱动，政产学三元主体的交叉联结使社会需求更加复杂和不确定，驱动教材开发主体通过建构广域开放的多元知识协同创新系统，建构新的数字化教材开发体系。其二，在情境层面，更加强调问题导向。基于生产实践问题情境而开发的数字化教材关注学生默会知识的习得和学习能力的掌握，相比传统教材，更能将教材中蕴含的默会知识、价值理念内化为学生的核心素养。

（二）教材内容结构：“跨学科知识”取代“专业知识”

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不同学科和专业有着清晰的知识边界，教材内容严格遵循学科导向和专业逻辑，依循规范进行传播。在新知识生产模式语境下，固定的学科、专业不再是问题的来源地，也不再是知识生产者寻求认同的特定圈层，而是在“偏离本专业之外的真实问题中实践职业发展的纽带”。换言之，新知识生产模式强调应用语境和跨专业知识生产，要求打破专业间的孤立状态，对固有教材内容结构做出调整，实现异质化专业知识的传播与创新。其一，内容选择。数字化教材的内容不再囿于固定的专业区隔，而是兼顾原理性知识、生产实践、运营维护、安全管理等多元知识架构，反映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和技术成果的新型内容，并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明确教学内容标准。其二，编排结构。教材内容的编排结构是数字化教材开发建设的核心和参考依据。数字化教材的知识框架以问题情境为核心，依据显性（专业知识）和隐性（专业群落）双逻辑结构，设计相互关联的专业群数字教材。其三，互动方式，以学生自身生活经验、学习经历和认知水平为基点，为其匹配企业生产导师，帮助其通过与导师的对话交流，创造性地理解教材，建构自身知识体系。

（三）教材实施形态：“双向互动”取代“单向灌输”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中，教材实施的主体、方式、环境乃至整个过程都发生根本性改变。数字化技术提供了知识呈现的全新载体，新的教材实施呈现出电子化阅读、虚拟现实仿真和在线交互平台等多功能形态，能够激发学生探索新知的兴趣和动力。其一，教材知识呈现动态化发展趋势。新模式下，知识生产来源广泛，不同领域和背景的知识生产者创新生成弥散性、碎片化的知识。这些新知识类型的出现导致传统的静态教具落后于知识的传播和发展，难以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其二，教师从主导者转变为辅助者。

在便捷、多样的信息沟通网络驱动下，教师不再是知识传授的垄断者，而成为学生学习的辅助者，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双向互动成为数字化教材新的实施形态。特别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传播，使多样化的功能性互动网络和多元化的知识供给主体实现即时共享。其三，教学内容从教师单向灌输到学生主动选择。传统教材对所有学生采用统一的知识内容呈现，新型数字化教材能够针对学生的发展特点和个性化需求推送教材内容，为不同学生提供知识选择的机会，帮助其建构差异化知识体系。

（四）教材更新周期：“短周期”取代“长周期”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教材更新周期由“长”到“短”表现在技术更新、产业转型、教材编撰、资源共享和教材使用等不同维度。在技术更新层面，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教材更新急需保持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时代性，快速反映这些技术的最新发展动向，从而缩短更新周期。在产业转型层面，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强调与产业需求的对接。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下，教材内容有必要及时更新和升级，以确保学生职业技能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快速响应产业变化，实现动态更新。在教材编纂角度，数字化教材通过数字化工具和平台进行编写和审核，缩短从编写到应用的周期。在资源角度，数字化教材通过网络平台实施共享数字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减少因印刷和物流带来的时间延迟，使教材版次更新以更快速度抵达学生端。同时，从教材使用角度，数字化教材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需求进行个性化调整和迭代更新，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路径。

（五）教材开发组织：“协同创新”取代“封闭孤立”

大学、企业和政府三个主体之间是一种协调互动关系。这一协调互动过程既可以是大学、企业、政府之间的两两互动关系，也可以是三个主体的交叉重叠网络关系。就资源整合而言，跨组织的教材开发能够整合不同组织、领域的资源和知识，形成互补优势。相比于传统意义上单一组织控制教材开发，更能激发不同组织的创新活力。就创新速度而言，组织之间的两两合作与交叉互动，能够加快知识创新的速度，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就知识共享而言，多组织的合作和交流能够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共享，提高创新的质量和效率，在满足个性化和定制化需求、促进多部门协调等方面优于传统封闭孤立的教材开发组织形态。总之，协同创新以其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整合多方资源进行复杂问题解决的优势，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中具有更强的场景适用性。“四螺旋”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公众参与协同创新，相比“三螺旋”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活力，有助于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实现理实融合培养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知识与教材的源流关系决定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必然牵引教材建设的逻辑重塑。从价值、内容、结构层面重构知识体系，再到从目标、内容、实施、评价维度倒逼数字化变革，这一过程既是教材顺应知识生产新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其突破传统局限、实现功能升级的核心路径。未来，唯有持续锚定知识生产模式的演进方向，深化数字化在教材建设各环节的渗透，才能让教材更好地承接知识之“源”、畅通传播之“流”，最终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内容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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