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是每一位老师先拥有专属办公室！
1931 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典礼上留下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自此以后，但凡谈及大学建设中人才的重要性，人们总会援引此语以彰显立场；而若提及 “大楼” 的价值，便难免显得格局不足、底气薄弱。加之 “非… 有…” 的表述方式，更易让人解读为二者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致使今人往往产生误读 —— 认为大学的 “大” 全然依赖大师，与 “大楼” 毫无关联。这种误读使得如今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高校自身，都普遍存在一种认知偏差：举办大学，我们现有的硬件设施（大楼）已然足够。甚至在当前多地投入巨资推进 “双一流” 建设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大多明确规定，经费的主要用途需集中在人才引进上，基本不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教学科研设备购置等方面。因此，重新审视 “大楼” 与 “大师” 的辩证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唯有厘清二者的关联，方能对当下一些步入误区的办学实践起到一定的匡正作用。
不可割裂来看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今人易对梅贻琦的话有所误读，乃在于不了解当时此话的背景。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的前一年，即1930年，前任校长罗家伦已委托清华校友杨廷宝所领导的基泰工程司主持了清华的规划，建成了生物馆、气象台、明斋和图书馆二期，被称作“又一四大建筑”，且和清华原有建筑一样，采用西洋古典建筑的布局，恢宏大气而又有象牙塔之风。梅贻琦回国担任校长时，大楼已成，且经费充足，又面临着当时国家政治中心南移而导致的人才激烈竞争。因此，他认为学校经费更多应投向延揽人才，才有“大师之谓”之说。
在梅贻琦当日的演说中，讲“大师之谓”之前还有一段话。原话是：“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因此，梅贻琦实质上是将大楼和大师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的，只是为了防止当时清华校园大兴土木之风的思想蔓延，更加强调人才之难得。而且，所谓“大楼”，不仅指的是建筑，还应包括仪器和设备等，是大学办学硬件的泛指。
而且，从历史实践来看，梅贻琦也并非不重“大楼”建设。他发表演说当年，便委托天津华信工程司的沈理源先生开展清华园的建设和规划，在延揽“大师”和建设“大楼”上是齐头并进的。沈理源被称为中国现代建筑开山鼻祖，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当时清华化学馆、机械工程馆、航空馆和静斋宿舍楼等建筑都出自其手。当然，这些建筑风格的背后也显然有着梅校长“大楼”理念的影子——风格朴实谦和，立面简洁去装饰，融合了新古典主义风格和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想，其后也成清华老建筑之经典。
追溯历史，其实当时清华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大楼之谓”的优势，延揽了很多“大师”：当时清华校园建筑和设备基础非常好，包括庚子赔款在内的资金支持可以带来优厚待遇，再加上当时的人才流动性也比较好，所以在梅贻琦任校长期间，引进了当时的很多知名学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园，既有大楼之基，又得大师云集，可谓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期。
重新审视身处现代性之中的大楼和大师
因此，在当今大学办学实践中，引经据典固有好处，可以不时提醒主事者应有高远之理念。但若言必称希腊，则有本本主义甚至教条主义之虞，容易误导实践。如今离梅贻琦执掌清华之时已将近百年，尤其是随着现代性的不断冲击和改造，我们必须对“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重新予以时间维度的审视。
梅贻琦发表这篇经典演讲的年代，正是中国现代性浮现并开始涨潮的年代。其标志性的背景即是之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无比热情地拥抱象征启蒙的“科学”和“民主”。彼时的现代性焦虑，是中西文化冲突之间的焦虑。尽管当时时局不稳，但在中国的知识界，很少有经济焦虑。尤其是作为精英高等教育年代的大学教授，普遍享有较好的薪水待遇，基本可以做到“读书不为稻粱谋”。
但是，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大学教师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内部环境上，高等教育早从以往的精英时代转入大众化时代，而且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大学教师也从象征着象牙塔的知识精英，转向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一种大众化职业身份。大学教师群体的数量也大量膨胀，其精英色彩更趋消退。而同时，在外部环境上，如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所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处于一个不断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历程，长期的转型使得现代性焦虑更加突出。
尤其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国人对于物质生活的感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普遍附着了更多的“经济人”特征。最典型的就是房价问题：如今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房价畸高，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房价，让收入最多跻身于中产阶级层次的大学老师常只能望房兴叹，更别说刚刚博士毕业的“青椒”，而这些一线城市又恰恰是集中了最多大学的城市。因此，这个时代大学教师的现代性焦虑早就从文化焦虑转变成了一种经济焦虑，这种经济焦虑与一般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毫无二致。
因此，当我们讨论“大楼”与“大师”，必须置于现代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而非一味缅怀过去。
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是全球化、多元化与扁平化，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写道：互联网等新的信息科技，产生全球化的新的趋平化时代。大楼所象征的硬件条件，在百年前的清华不成为问题，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却成为一个时代命题。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吊诡，但却具备现实合理性：如今已经进入一个需求多元的年代，大楼不再是少部分人的权利，而是大部分普通人的需求甚至刚需。在需求范围更广泛和需求层次更高的今天，“大楼”还将长期作为大学办学中一个重点问题存在，而且问题的程度因区域、校情不同而不同。而包括住房在内的“大楼”条件的改善，正是化解当前大学教师的现代性焦虑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是让这个群体平心静气做学问，产生未来“大师”的一个必要条件。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以现代性视角重新审视 “大师” 的内涵：若单纯从学术水准进行横向对比，当下不少学者的造诣实则已超越民国时期的诸多大师，但人们却始终不愿轻易将 “大师” 的称号赋予他们。这一现象背后的核心原因在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使得个体的学术成果与思想表达往往难以持久流传，呈现出 “速朽” 的特征。显然，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那个能够诞生公认 “大师” 的时代已然落幕。倘若一定要在当下重提 “大师” 概念，或许应采用更为宽泛的定义：在专业分工日益精细、专业主义深入人心的今天，将 “大师” 解读为各个行业领域内的 “杰出人才”，或许更具现实意义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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