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能力的核心要素与实践路径

一、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能力的内涵特征

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能力，是指其为有效推进产教融合并实现预期目标所应具备的条件、资质与内在素养。该能力模型可从组织能力、场域能力与动态能力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构建。

(一)组织能力

产教融合的深入进行最终要落实到组织层面，即实现职业院校和企业的组织融合。基于组织本体论分析可知，高职院校和企业在组织性质、组织目标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具有相似的组织结构和相融的组织文化,在组织管理逻辑上具备互通性。为此，高职院校的产教融合能力可依赖学校自身的组织结构、组织理性和组织管理逻辑自然形成，即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可界定为高职院校实施产教融合战略所具备的基础性的、内生性的资源和条件，可分为显性和隐性条件。显性条件诸如综合实力、专业设置、师资力量、办学经费等，对产教融合起到基础性支撑作用。特别是在校企合作形成的初始阶段，有利于在各主体之间的实力博弈与权衡中呈现优势，吸纳更优质的企业和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以达成合作。隐性条件包含办学理念、制度设计、治理水平、文化特质等，对产教融合起到内生性保障作用。只有具备开展产教融合的意愿诉求、制度体系和文化基因，高职院校才能够与企业达成合作共识，党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项事业才能够围绕校企合作战略适应性展开，内外部多元协同的现代高职院校治理格局才能形成。

(二)场域能力

布迪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一种建立在社会高度分工基础上的权力关系，是各类资本竞技角逐的场所。在“场域—惯习—资本”理论框架中，产教融合场域是教育场域与经济场域分化与共生的结果。高职院校通过发起成立或参与产业学院、产教共同体等组织，试图搭建多元化的包容场域，吸纳多形态社会资本(含知识、技术、人才、文化、资金等)集聚整合与再分配，从而在冲突与化解的螺旋递进中实现对企业的价值诉求、认知结构、经验图式的惯习形塑。场域能力可定义为高职院校建构产教融合场域，推进各参与方资源整合、业务协作和资本增值的能力。一是资源整合能力。高职院校在推动新的产教融合场域形成中试图通过组织架构优化和决策机制创新，如推动产教融合平台实体化运作，健全以理事会为中心、以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将政校行企研各方各类资源集聚于产教融合核心业务，以实现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业务协作能力。校企之间的业务合作具有双向性，学校只有具备更强的人才供给服务、技术创新服务、技能培训服务能力，才能吸纳企业更加全面深入参与学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课程资源开发、实践教学等业务。三是资本增值能力。要形成深度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必然以多方共赢为宗旨，实现正和博弈。这就会考量高职院校有效利用市场化手段辅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将各方投入转化为实际价值回报，实现知识、人才、技术等广义资本增值的能力。

(三)动态能力

高职院校的产教融合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动态能力。Teece 指出，动态能力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动态性，即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二是能动性，即能够对内部资源与技能进行整合与重新配置。K Eisenhardt 与 J Martin 在此基础上，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通过获取、整合、重置与释放资源等一系列流程，以应对甚至引领市场变革的能力。动态能力在微观层面上表现多样，其中较受认可的能力包括“变化感知能力”“机会把握能力”以及“资源整合、优化与重组能力”。唯有实现与外部环境变化的“外部适应”及内部结构的“内部适应”，动态能力才能切实转化为竞争优势。由此可见，职业院校产教融合的动态能力可从两个层次理解：一是对客体变化的适应性，即高职院校为更好地响应合作中的外部变化，须在管理模式、评价机制与组织文化等方面提供支持，推动业务变革。例如能够依据产业变动调整专业设置，或根据企业需求变化灵活安排实习实训。以A高职院校为例，该校出台指导性意见，鼓励各专业制定个性化、弹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如数控技术专业根据工厂订单调整实习计划，国际贸易专业将实习安排与国际展会周期对接，物流管理专业则在“双十一”等业务高峰期间分散安排实习。二是主动创造市场变革的能力。根据Everett Rogers对创新采纳者的分类，群体可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多数、晚期多数与滞后者”。除研发型企业多属创新者外，大多企业属于早期采用者与早期多数，而紧跟产业发展的高职院校多处于早期多数或晚期多数。若职业院校能够向前沿迈进，成为早期采用者甚至创新者，则必将对产业发挥引领作用，这无疑代表了更高层次的产教融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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